对此，创维数码张学斌向本报记者解释：“创维集团的回购与TCL多媒体的方式不同，他们是通过二级市场回购再转给管理团队，我们则是直接采取‘缩股’的方式，我们回购后总股本也会减少，这些股份不会再转让。”

    创维数码的回购很快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在4月29日-5月13日的5次回购后，创维数码的股价在5月16日达到了1.03港元的近期高点，但随后由于大盘波动再次下降到0.84港元，在这样的情况下创维数码从5月21日开始再次大规模回购，其股价再次拉升到0.91港元。

    对于这次回购股票的原因，张学斌表示：“香港资本市场看好的是房地产、金融、中国移动等这些板块，消费电子板块在香港资本市场整体被严重低估，创维作为国内彩电龙头企业的股价低于1港元是不可思议的。虽然我们无法决定股价，但是在创维数码的股价回到合理范围前，我们还会看时机来继续增持。”

    进一步股权激励

    在刺激股价方面，创维数码的回购起到了一定效果，但是，要达到张学斌所预计的股价高于净资产的目标，创维继续增持总代价可能要超过5000万港元。

    这样的代价并不是小数字。而创维之所以愿意付出此代价，显然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对管理层进行股权激励。

    2000年“陆强华事件”后，创维集团创始人黄宏生经过反思，提出了“第三次创业”的口号，认为创维不仅需要一个有弹性、扁平化的组织，更需要一个在长期利益捆绑下风格锐利而且坚强的队伍。

    2002年，在彩电业回暖时节，创维吸收包括彩电事业部总裁张学斌、原副总裁兼营销总经理杨东文等7名核心高管人员进入董事会，并且拿出1亿股股票期权(占总股本的5%)分配给集团800名管理层人员和骨干员工。

    其中，创维集团的科技功臣李鸿安在获得了100万元重奖的同时，还奖励其300万股权。据悉，创维高管人员包括小比例的中层干部，拥有差不多10%的股权。

    黄宏生当时认为，尽管一些期权无法立刻套现，但给高层管理者一个远景以及将大家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是一种可行的激励方法。

    然而，2001年的巨额亏损、上市涉嫌造假被查以及2004年的黄宏生事件，让创维集团的股价几度起伏，中间很多高管离开前都将手中的股票转让，目前创维数码的股价甚至要低于当初的行权价。显然，黄宏生亲手设计的股权激励方案，在过去的几年中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虽然在“黄宏生案”的审理过程中，黄宏生表示不会减持或转让公司股权，但是包括大摩和惠理基金在内的很多流通股东都选择了转让退出，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创维数码的业绩过去三年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但是其股价却没有根本的提升。

    2007年以来，公司又遇到了新问题：一方面彩电、手机等行业竞争日趋激烈，特别是平板电视领域外资品牌从2006年开始超越国产品牌，这让创维这样的国产领军企业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另一方面，为了完成公司“相关多元化”的产业布局，创维集团拟对机顶盒等新兴产业分拆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