枭雄倪润峰，豪气冲天。在鼎盛时期，他与张瑞敏并列为中国商业的旗帜。他的霸气让长虹从西南一隅发出了民族的声音。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长虹的倪润峰是当之无愧的商业大佬，他频频发起的彩电价格战，甚至改变了这个行业在日后数年的路径。而春兰的陶建幸，带领春兰曾成为空调业的老大。

    雄起

    1996年倪润峰发动的彩电价格战至今让经历者难忘，这位霸气十足的企业家在1985年执掌了军转民的长虹，成为国内最早从松下引入彩电生产线的企业。倪润峰骨子里带有豪侠的情怀，他发动价格战，以振兴民族工业为己任。那句“长虹以民族昌盛为己任，献给你——长虹红太阳”的广告词很煽情。在国产彩电与进口彩电的对决中，他把降价30%作为拼掉日本品牌的“决战线”，而那时长虹的毛利只有25%，这个数据已无从考证，倪润峰思索了一个冬天，直到春节还在算账，最终，他亲自披上了红绸带，站在成都商场门口做起“营业员”，那场价格战创造了奇迹，民族品牌战胜了国外品牌，长虹成了彩电大王。他的竞争对手分析“长虹用大规模、低工资的成本优势，以向龙头经销商大量抛货的方式带动着市场的需求量”。

    一年后的1997年，倪润峰和陶建幸一起，当选了第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那是他政治上的巅峰。海尔的张瑞敏当选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还要到5年后。

    同样是1985年，32岁的陶建幸从江苏泰州机械局调任到泰州制冷机厂，那家工厂生产冷藏设备，也生产农机及配件、阀门等，这位南京大学的毕业生的理想原是科学家而不是企业家。但很快他表现出了经营的天赋，他那“与其穷养一窝，不如富生一子”的策略，让那家连年亏损的制冷厂快速成为了中国空调第一品牌，中国最大的空调生产基地，并且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春兰。他还反“木桶理论”之道，提出了“箍桶理论”，即设定高目标，回头计算，盛多少水，箍多大桶。在那个时期的一类国有企业中，多少是符合国情的。

    反思

    陶建幸在2002年连任当选了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不过，那之后的他已经很少出来和媒体接触了。倪润峰则只当选了一届。

    赞助了春兰杯围棋赛的陶建幸自称将“围棋棋盘看成是商场战场”，但在企业改制上，他没有算准，功败垂成。

    陶建幸的方案其实是“普惠制”，他拒绝了管理层控股的建议，也放弃了当地政府提出的给予他额外10%股份的奖励。他将春兰集团50亿元的集体资产中切割出12亿元，员工依据岗位和资历，可按1元1股的价格购买8万~160万股，并可额外获赠等额分红干股。而他本人的股份则在5000万股。这个方案在2000年8月提出，几个月后员工就开始缴款了。但是很快，这一方案就被叫停，理由是国有资产流失。有人说，是因为过程太高调，也有人说，这是规律使然，“小企业易改，大企业难改；无名易改，知名难改；亏损易改，盈利难改”。

    倪润峰在MBO上也不顺利，他曾以为政策明确，彩电是竞争性产品，国有股会逐步释出，让长虹成为民营企业，但是最终，他发出了“长虹没有别人那么好的运气”的感叹，“我这个董事长实际上是挂名的，只是打工仔的头儿”。

    这样说合情，不过也偏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