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的北京，朴根熙透过房间的茶色玻璃窗向下望去，中国大饭店外面的长安街上是熙熙攘攘的人流，每天上下班时候，骑着自行车的人们挤满在马路两边的车道上。但这种杂乱无序的场景让朴根熙更多看到的是巨大的机会：“当这些自行车都被汽车所取代的时候，中国国民的消费力和经济规模将是何等的惊人！”

    彼时，朴根熙正以三星总部谈判代表的身份，同外经贸部等有关部门商谈三星的显像管生产部门（SDI）在深圳的合资工厂项目。那是一个跨国企业在中国开始大干快上的年代：受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舞，中国加快改革开放的姿态让海外投资者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弥漫在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的不信任的迷雾逐渐散去。一度搁浅的通用汽车、摩托罗拉、杜邦等跨国公司迫不及待地在中国恢复了投资，克莱斯勒公司正在商讨扩大北京吉普的运营，波音、惠普和通用电气等制造商正开展大规模销售攻势。

    相较而言，三星则是一个迟到者。它既缺乏政治根基——1992年8月中韩两国才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更缺乏品牌认同——很多人还是把三星当作一个低端品牌。但三星有一个其它企业难以望其项背的优势：强大的执行力和高效的反应速度。当时，在韩国三星总部，时任会长的李健熙正在大力推动以“品质经营”为核心的“新经营运动”，以锻就世界超一流企业。在中国，三星则以闪电般的速度在3年内完成了在天津、苏州和东莞三大地区的产业布局，建立了28个法人机构。

    “那是三星在中国事业的奠基点。往什么方向推动，基本都定了下来。”朴根熙告诉《环球企业家》。

    2005年，当朴根熙重返中国出任三星集团大中华区总裁之时，他不难找到宽慰。北京的汽车保有量已逾250万辆，比1993年翻了4倍。而他当年的谈判心血已进入大规模的收获期：三星在中国的年销售额已经达到240亿美元，在三星集团的地区收入分布中仅落后于韩国本土和欧美市场。到了2007年，三星在大中华地区销售额达到了389亿美元，其中在大陆的销售额为276亿美元，这让中国三星跻入在华规模最大的跨国公司之列，同时也成为三星集团海外收入来源最多和增长最快的区域。

    更重要的是，中国已成为三星全球战略布局的一个致胜支点。一个明确的信号便是，在朴根熙以前的三星中国总裁中，没有一个任期超过3年。

    工潮

    极为巧合，朴根熙加入三星工作的时候正是1978年，这一年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始点，与中国近在咫尺的三星开始正式关注中国。由于中韩两国尚未建交，三星对于中国市场的判断是：双边贸易先行。由于韩国自然资源匮乏，而当时的韩国经济正处于快速上升期，造船、钢铁、汽车等工业进入全面成长阶段，大企业开始合并重组，国家每年都需要进口大量的资源类产品。

    为此，在双边贸易开始时，三星最先选择的是从中国进口无烟煤，这也是韩国企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和中国进行的第一笔贸易。随后，三星集团内以国际贸易业务为主的三星物产公司便在香港设立了分支机构，1980年，三星从中国的进口贸易额即达1亿美元，6年以后这个数字便翻了一倍。从1985年开始，三星以香港注册的公司的名义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

    两年以后，三星历史上颇富传奇色彩的总裁李健熙从父亲手中接过权杖，并开始了其大刀阔斧的企业改革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