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山寨制造兴衰：中国经济奇迹缩影

　　摘要：因为政府查货伴随着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在股市和房市都暴跌的2008年夏天，深圳“山寨制造”俨然和“中国举重队”一样，成为最坚挺的代名词。事实上，根源于“中国经济三元化”的 “山寨机”产业在经历一段疯长期后已经危机重重，因为“山寨”产业在打破现有游戏规则后，并没有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新规则，其内在的“自我毁灭”机制和外部的“挤压”效应已经显现。

　　放大了看，“山寨”背后的民营/草根力量，既是改革30年来中国奇迹的动力，也蕴涵着中国经济的很多秘密，包括当下的经济问题。为什么“中国制造”频繁受抵制？相比印度,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一批世界级企业？为什么深圳“山寨制造”和中国经济在2008年一起陷入低谷？归根结底，因为中国经济的本质就是山寨经济，而深圳“山寨机”产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研究范本。

　　“最近生意还好吧”？电梯只有我和这个斜挎小皮公文包、穿着像乡镇干部、衣服上有些汗渍、身上散发着烟味，神色匆匆的30多岁男人。作为一个刚入行的销售人员，这无疑是一个绝好的搭话机会。也只有在2008年的夏天，深圳华强北赛格大厦的电梯才难得这么清静——就好像广深高速公路上堵车曾会影响全球PC产品的行情一样，赛格大厦电梯的拥挤和汗臭程度也可以部分反映全球手机市场的旺淡。

　　“好什么啊，现在做手机就是做机(妓)，不仅辛苦，最近还被人抓”。他把玩着手上一台还带着贴膜的新手机，并没有看我，自嘲地似笑非笑答道。在我反应出下一句话前，电梯门开了，他扬长而去，留下有些不知所措的我。不过，随着入行，我很快就发现“做机”这种自嘲竟然是这个行业的标准口头禅。

　　繁荣和坚挺的“山寨制造”

　　在深圳，类似这样做机的从业人员可能超过了十万数量级。由他们组成的2,000家左右手机生产商和贸易商，主要分布在以赛格广场、电子科技大厦和现代之窗等写字楼为代表的华强北，以及位于深圳中心区附近的车公庙工业区，并零星散落在深圳科技园等一带——大几十人以上的较大手机公司通常在华强北有销售办公室，并在车公庙或者其它较偏的地方有采购和项目管理部门，而很多小公司只在华强北有小型办公室且集各种职能于一体，只有少数大型公司有自己的组装工厂，而绝大多数公司的生产都是外包的——由于没有工厂加上业务往来以现金结算为主，相比江浙民营企业，他们的崛起和衰退都显得悄无声息。

　　每天，他们接收手机行业的最新流行信息，在网上或网下接见从全国甚至全世界各地来华强北“朝圣”和采购的手机经销商，并通过和配合的手机主板、外观设计、模具、壳料和组装料供应商以及组装工厂和物流公司，在最短的时间以最低的成本将这些需求变成产品——围绕他们的零组件供应商可能数以万计，分布在深圳郊区及周边地区，从业人数以几百万计。

　　他们可能是这个亢奋城市里最亢奋的一群人，尽管很多人的眼睛看起来明显睡眠严重不足。就好像他们自嘲的职业那样，他们的早晨从中午开始，到深夜结束，几乎没有周末。他们穿着随便，反应敏锐，有接不完的电话，语速极快而且有些焦躁不安，只有在和客人抽烟、喝功夫茶的时候，他们才会慢下来一会儿，有时会瘫坐在沙发里。他们很多人的办公室在深圳最高的写字楼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拖家带口去公司、当着客人大骂脏话和在茶几上抠脚丫子——他们中有人是海归，有人是博士，有人从前可能是手机店员，甚至也有人刚刚洗脚上岸。同样，他们也愿意在任何时候停下来，倾听新资讯和新想法，哪怕对方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

　　这些自称做机的草根英雄们，“官方”和主流媒体对他们的最新称呼是制造“山寨机”的“山大王”，取代了过去几年的“水货佬”、“黑手机”等称呼。